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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起追诉案件看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思维的不可或缺

    时间:2019/3/14 15:53:48

      核心提示: 2018年7月,我们承办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孔某涉嫌强奸罪一案。该案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情况如下:2018年1月29日,被害人某某在亲属陪同下报案,称2018年1月25日下午被同村的孔某强奸。被害人系精神病患者,患有精神疾病近二十年,长期服用药物,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其无性自卫能力;公安机关在被害人...


           20187月,我们承办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孔某涉嫌强奸罪一案。该案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情况如下:2018129日,被害人某某在亲属陪同下报案,称2018125日下午被同村的孔某强奸。被害人系精神病患者,患有精神疾病近二十年,长期服用药物,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其无性自卫能力;公安机关在被害人家中提取的床单上发现精斑,经DNA鉴定,精斑DNA与孔某DNA15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认定为同一人;犯罪嫌疑人孔某拒不承认被害人的指控,称多年未到过被害人家中。该案的直接证据仅有被害人的指控,最具证明力的间接证据是物证和鉴定意见,即其遗留的精斑;其他的间接证据还有:被害人丈夫于2018125日下午从远处看到孔某从其家大门口走出来;2018125日晚孔某在家族亲友的劝说下,到被害人哥哥家下跪道歉并同意赔偿。

    经分析本案证据材料,办案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孔某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行为,应当提起公诉。但如果辩护人作强奸未遂或者猥亵的辩护,公诉人难以做出有效反驳;辩护人的辩护将会动摇公诉人的指控,足以影响法官的判断。总之,辩护人的辩护空间很大,公诉质量无法保证。从补充证据方面考虑,强奸案件的相关证据本来就少,基本上就是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一对一的证据,具体到本案,应该搜集的证据公安机关基本上全部搜集到位,退查的实质意义不大。因此,办案人寄希望于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有所突破,至少要缩减辩护人的辩护空间。

    为此,我们通过研究案卷材料,研判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行为特征、心理弱点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订了讯问方案。通过其供述和证据材料,我们分析:1、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之所以拒不承认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甚至坚称3年内未到过被害人家,一是基于畏罪心理;二是由于道德舆论的压力。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做出这样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来,其所承受的同村人、同族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谴责和其心理上承受的道德压力可想而知。以上两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2018125日晚孔某在畏罪心理支配下,到被害人哥哥家下跪道歉并同意赔偿,但自始至终未承认做了什么,只是说“我错了”。其后,在道德舆论的压力下,又反悔并拒绝赔偿。因此,在讯问中如果从道德感化和法律威慑方面入手,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剧犯罪嫌疑人的对抗。2、犯罪嫌疑人在精斑被提取,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依然自持当场无人发现,拒不承认,主要原因就是犯罪嫌疑人年龄偏大,对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因此,在讯问中如果从物证入手,迫其承认罪行,可能性几乎没有。3、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材料和从公安机关了解到的犯罪嫌疑人到案表现,其心理素质强悍,对侦查人员的对抗性很强。同时,我们推定其存在侥幸心理和懊悔心理。其自持没有被当场发现,案发后积极聘请律师,故其始终存在没有旁证,侥幸逃脱的心理;事发后,经同族人调解,被害人家属已经同意接受赔偿事情私了,因犯罪嫌疑人反悔才被告发。早知今日身陷囹圄,其必然后悔当时没有花钱买平安。由此可以看出,其法律知识不多。

    经过以上分析研判,我们制订的讯问策略就是,避其两点,攻其一点,避免在道德层面评价其行为,尊重其人格,降低其心理负罪感;避免从物证入手,试图给其讲解物证知识,迫其供认;抓住其懊悔心理,从这方面突破其心理防线。同时,我们注意到,被害人在陈述中提到,之前犯罪嫌疑人曾多次与其发生性行为。我们分析虽然被害人陈述的这一情况没有其它证据予以证实,但是其可信度很高。

    实际讯问中,我们刚介入案件内容,犯罪嫌疑人就语言坚决,态度蛮横,称近几年从未去过被害人家中,鉴定意见是假的。我们迅速更换话题,讯问其事发后,村中家族人主持调解的情况。因调解时,有多人参与,多人在场,孔某不能否认;且这一话题,远离其犯罪行为,孔某态度明显和缓。我们和他聊调解的过程,聊对方的要价,聊其后来为什么反悔,聊着聊着,我们问:如果现在中间人继续给你们调解这个事,你愿意不?犯罪嫌疑人支吾了几句,忽然说:其实我们早就靠着,我和她是情人。讯问人员心中砰然一跳,却保持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和他聊。其中一个讯问人员说:我一看你就花,本事不小啊。不知不觉中,犯罪嫌疑人就说出其与被害人多次发生性行为,“很多很多次”,且均在被害人患精神病之后。但其仍然拒绝承认125日下午去过被害人家,对此我们分析认为,是犯罪嫌疑人之前多次坚决否认,再回头已无回转余地,否则其人格将彻底崩塌。犯罪嫌疑人也有自己的人格预期人格设定。

    取得供述后,我们迅速联系公安机关退查,通过询问被害人,查找其他知情人,补强多次强奸的证据;同时要求侦查人员尽快提讯犯罪嫌疑人固定口供。之后,公安机关反馈的信息是,讯问情况与我们的讯问笔录基本一致,并做了同步录音录像。但在签字环节,犯罪嫌疑人已经警觉,开始拒绝签字,经侦查人员做工作,说明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效果,其才最终签字。

    后经检察官联席会研究,孔某与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犯罪事实应以多次予以追诉。孔某最终被法院判处66个月。本案中的一个情节是,庭审中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全部否认,但判决后孔某没有上诉。另一个细节是,孔某的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两次打电话给承办人,询问办案进程,但庭审中律师没有出庭。

    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以核实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为主,基本上是按照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核实一遍。但对部分证据不足,案情存疑的案件这样处理,显然是走了过场,没有发挥审查起诉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发挥的作用,将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公诉质量。在侦查机关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在审查起诉阶段再在讯问上下功夫,会有所突破,有所成果吗?基于以下几点原因,我们认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1、犯罪嫌疑人经过逮捕、羁押,犯罪的恶果初步显现,在此阶段,其心理会有微妙的变化。有的会在继续负隅顽抗与坦白从宽之间衡量,会产生犹豫不决的心理;有的独自承担罪责的共同犯罪分子会出现心理失衡;有的纠结于之前供述中的纰漏,会设法弥补,自圆其说;有的急于探询处理结果,向讯问人员探听虚实,讨要利益等等,不一而足。只要办案人员肯于钻研案情,善于思考,总能发现其心理弱点,体察其心理变化,从而利用其与侦查阶段不一样的心理状态突破其心理防线,获取有价值的供述;2、我们的讯问工作是建立在“前人”侦查人员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之上,侦查人员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卷宗中,通过卷宗,我们可以总结归纳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规律、性格特点、心理特征等,同时我们可以检讨侦查人员办案思路、讯问策略方面的盲点或缺陷,为我所用,为我借鉴,从而制订针对性更强、更科学合理的讯问方案;3、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破案压力巨大,讯问中一般采用强攻的方式,易于犯罪嫌疑人形成情绪上的对立关系。审查起诉阶段,没有破案压力,相对宽松,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能够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讯问人员可以另辟蹊径,运用智取;4、认罪认罚制度的实行,检察人员量刑建议权的切实执行到位,将会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向讯问人员讨要利益的交易心理,从而给检察人员做其思想工作,坚定其走认罪认罚从宽处理之路的决心留下空间。

    做好以上工作的关键就要求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人员具备侦查思维。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的思维方式是以有罪推定为主;在审判阶段,法官的思维方式是无罪推定;那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人员就应兼具有罪推定、无罪推定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应兼具侦查思维模式和审判思维模式,并且要做到两种思维方式的无缝衔接,过度转换。如果把侦查机关办案比喻成在墙上钉钉子,那么检察人员的第一感觉是怎么把钉子钉的更深、更牢,我们可以退查,引导侦查机关补充证据;可以自行取证;可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中获得突破,但关键是具备侦查思维。其次才是转换一个视角,看看这个钉子是不是钉错地方了,运用审判思维模式审视全案。我们很多存疑的案件、很多公诉质量不高的案件,要反思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是否发挥了钉钉子的作用。

    以上是笔者的一点粗浅见解,请检察同仁批评指正。   (齐荣芬  王朝辉)

    作者:齐荣芬王朝辉 录入:hebeiczhou 来源: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百姓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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