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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反对形而上学

    时间:2017/9/24 8:59:17

      核心提示: 我们纪念毛主席,不是为了单纯的纪念,而是为了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当今社会、分析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毛主席历来提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

         

           我们纪念毛主席,不是为了单纯的纪念,而是为了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当今社会、分析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毛主席历来提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主席是辩证思想大师,他在几十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无时无刻不是用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去观察世界、去分析问题。

    例如,毛主席从来认为,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变为好事。例如,今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民族大危亡,促进了民族大觉醒,又是好事。毛主席在1960年代会见日本朋友时曾经指出:“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人民既不能觉悟,也不会团结起来。”“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又例如,革命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开始时可能是弱小的,但随着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者的主观努力,可以逐步变强、变大。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党内、红军内部有些人滋长了悲观情绪,发出“红旗可以打得多久”的疑问。毛主席对此指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被多个帝国主义共同瓜分,因此军阀混战,国民党表面上统一而实际上不能真正统一,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次,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当时中国80%的农民少地或者无地,土地问题是关乎最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核心问题,因此土地问题是能够动员大多数人民的关键;再者,经过一次国民大革命,群众中间有着比较好的思想基础,尽管一时面临强大的敌人,并且红军相对弱小,但是在敌人的“夹缝”中,局部的土地革命是可以展开、并逐步取得胜利的。如果没有三次“左”倾路线的干扰,中国革命将不断发展,革命力量将不断扩大,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绝不是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面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联合大反华,毛主席说:“新中国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受到很多国家人民的拥护。各国反动派反华大合唱有两个好处,一是暴露反动派的面目,让它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使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全世界将极为光明。他又站在历史的高度指出:“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象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再例如,毛主席从来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即使在革命低潮,也要相信历史、相信人民。但是他又认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毛主席的上述思想,确实闪烁着辩证思想的光辉,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楷模。不仅在观察世界、分析问题时充满了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毛主席在改造世界、为中国革命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同样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思想。

    在抗日战争中,毛主席认真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具体情况,指出日本的军力以及经济、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非正义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对它不利;中国反之,军力、经济政治的组织力是弱的,但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撑持久战,世界上多数国家援助中国,因此中国将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上述诸多因素要充分发挥作用,则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因此又不可能是速胜,而是持久战。在这一持久战的过程中,毛主席又指出,对中国一方来说,又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力量特别重要。在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头,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信心,也绘制了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框架,尔后的抗日战争,就是按照毛主席勾划的蓝图演化、发展的。

    要联合国民党一起抗日,就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回答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因为由蒋介石集团把持的国民党,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嘱、曾经屠杀革命人民的反动党派,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代表着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刚刚犯过“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王明一伙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我们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于国民党,有些事情先争取它的同意,即先奏后斩,有些事情则要先斩后奏,有些则是斩而不奏,有些是暂时不斩不奏,总之必须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对于国民党,必须将之区分为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并坚持“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团结问题,必须坚持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即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翻开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著作,有大量的文章、声明、书信、电文,都是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都是在同他们作斗争。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成为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国内和平,不再打仗。特别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民主党派,他们虽然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同时对蒋介石和美国又抱有一定的幻想。其实,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接收各大城市时只顾自己捞钱、根本不管人民死活,跟战前的国民党毫无二致,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美帝国主义也不会放弃其在华利益因而也将继续其扶蒋反共政策。但是,当时国内很多群众特别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和人士,是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到这一点的。

    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一方面提出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条件,即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提出“争取最好,立足最坏”的方针,即争取实行联合政府、不打内战,减轻人民的痛苦和损失,但是也要估计到反民主、反人民的顽固派可能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可能孤注一掷、阴谋发动内战。我们主观上越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客观上就越有可能推动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争取最好,立足最坏”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为了有效地阻止内战发生,我们更要向全国人民阐明内战的危险。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指出:“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在对重庆谈判进行总结时,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指出要“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出发点”。

    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思想,还有很多例子,这里就不再逐一举例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像苏联那样,发生烟涩鸽鸣?还是由革命人民组织起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腐败、私有制及一切社会丑恶现象?

    全国人民的心愿可能有以下几条:第一,大多数人民肯定不愿意发生颜色革命而改旗易帜,多数人一定是希望铲除腐败、私有制及一切社会丑恶现象、恢复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很多人恐怕都希望用较小代价来达到最好的目的,不希望出现动荡,更不希望帝国主义和极右派上台,不希望看到他们彻底否定GC主义、彻底否定革命历史。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从来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绝对不会自动放弃其既得利益、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目前的社会矛盾仍处在量变、积累阶段,还不可能明显看出最后的谁胜谁负,因此也就不可能使我们拿出一种绝对化的政策和策略。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必须学习和运用毛主席“争取最好,立足最坏”的辩证思想。“争取最好”有利于从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有利于使广大群众明确目标,而“立足最坏”则有利于广大群众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永远保持政治上、精神上的主动。

    毛主席一生都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一切结论只能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之前。在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在实践过程还没有最后完成之前,则倡导“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的分析方法,这就是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

    现在,有些人打着“毛派”的幌子,以拥护GC党为名,实际上却在那里贩卖形而上学的一点论。他们总是试图“在一棵树上吊死”,因此总是幻想当权人物“左转”,谁上台就“挺”谁,什么“同步配合、主动帮促”,甚至还要“适当拔高”等等。

    当前,我们必须学习、运用毛主席的辩证思想,对上述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提高警惕,并进行分析、批判。

    作者:旗帜日刊 来源: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百姓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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