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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企业产权界定标准研讨会在京举办

    时间:2017/1/19 16:22:00

      核心提示:国家“十三五”规划刚刚发布保护产权的规定,如何界定企业产权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企业工商登记是产权界的一个重要标准。 现实当中,仅依工商登记就认定企业性质的案例很多,就此引起的不必要的社会纷争和冲突不胜枚...

      国家“十三五”规划刚刚发布保护产权的规定,如何界定企业产权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企业工商登记是产权界的一个重要标准。 现实当中,仅依工商登记就认定企业性质的案例很多,就此引起的不必要的社会纷争和冲突不胜枚举,同时也给企业主带了了很高的刑事风险。山西省忻州中院去年判决的姜福祥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2017年1月16日,针对上述问题,中国企业重大法律事务解决中心协同民商事权益法律事务部、企业投资与经济犯罪研究院合办了《完善企业产权界定标准研讨会》,并以姜福祥投资经营20余年企业被认定国有并被判贪污挪用案为例。

      1988年12月,宁武县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属全民所有性质、企业性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隶属于宁武县建环局(全称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时设政府部门)管理,股级单位。

      随后,在1992年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这一时期官员“下海”多为“停薪留职”,辞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呛水”,还可回去继续工作。据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虽然体制依然给创业者留了后路,但这个时候的确出现了一批响当当的企业家,比如冯仑、陈东升、毛振华等等,这些人比第一波“半下海”的官员更有企业家意识,他们创立的不少公司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这批人,喜欢自称“92派”。

      1992年的宁武县也不例外,由于政府人员编制过剩,全县14万多人口中,有7000多名政府在职人员。为了减轻行政负担,县政府鼓励部分在职干部主动走出去下海经商,创办领办企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宁武县建设局副局长的姜福祥响应号召,主动申请走出去创办领办企业。1992年,姜福祥在之前宁武县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宁武县房地产开发公司。但是,由于当时改革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相关企业在工商部门的登记、注销以及变更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原股级房地产公司并没有依法注销,新成立的房地产公司也没有重新设立,而是沿用了原股级房地产公司的企业名称和工商登记档案,经济性质并未作变更,而这恰好为今后其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随后,姜福祥积极地“跑市场,走项目”,企业不断壮大,姜福祥成为县里下海创办领办企业的典型,多次受到各级政府的公开表彰,并引起了各级领导重视,时任山西省省体改办的领导还曾专门来到宁武县对姜福祥创办的经济实体进行考察。1996年1月22日,宁武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共同发起改组,成立山西栖凤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姜福祥担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

      1999年4月9日,山西栖凤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山西栖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即栖凤公司)。

      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栖凤公司发展成为山西省的知名企业,拥有数亿元资产,姜福祥也多次被各级政府部门授予“优秀民营企业家”称号。还被评价为企业改制的优秀典范,但是企业仍然被法院认定为国有企业,姜福祥被判犯有贪污罪。而法院判决的依据,就是工商登记中认定姜福祥的企业是全民所有制(即使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企业有国有出资,当时的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也出具了无国有出资的证明,姜福祥甚至还提供了个人出资的证据)。

      研讨会上,原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副主任,巡视员扈纪华女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刘计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网络法研究所副所长朱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祥教授等专家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围绕针对“(一)工商档案在企业产权界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二)认定企业产权的核心要素有哪些;(三) 认定国有企业的标准会不会更高”展开了讨论,专家认为:栖凤公司的实际股东及入股资金来源、性质的认定存在疑问,应以资金的原始来源认定企业的产权性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刘计划教授表示:“由于实践中有这些现实的具体情况,原始工商档案特别是底档注册是不准确的,所以工商档案在企业产权界定不再是唯一的作用,不能仅以工商档案的记载作为对企业产权进行定义的唯一根据”。

      而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教授认为:“工商登记档案,就是一个书面证据,就是一个证据。涉及到企业产权的性质,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就本案而言涉及到定罪量刑的重大问题,定罪量刑必须有事实证明,除此之外,认定的证据应该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而且排除合理怀疑,达到这三个条件才能说证据确实充分。现在工商档案只有一个书面证据,这不足以认定这个企业性质就有国有性质。本案案情介绍里,除了工商档案和鉴定意见说是国有性质之外,还有证人证言、书面、材料证据都否认了是国有企业的性质,证据矛盾,没有合理排除,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网络法研究所副所长朱巍教授表示:“工商登记就是对外公示,并不能完全代表企业到底是什么性质。话又说回来,工商登记依据的是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而企业的性质是依据公司法、物权法相关规定,一个条例、一个法律如果相冲突,毫无疑问是公司法、物权法优先”。

      最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外国刑法与比较刑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祥教授提出相关法律依据:“1993年12月21日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法规发[1993]68号《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产权界定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在界定过程中,既要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及经营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得侵犯其他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第5条规定:‘产权纠纷的处理应本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原则依法进行。’”

    作者:冰林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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