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 联动 >> 内容

    德孝中华周刊文摘:真假记者与舆论监督

    时间:2019/8/6 17:57:49

      核心提示: 昨日长途奔袭到湖南的湘潭,冒着四十多度的高温到湘潭县附近的村子找荷塘摘莲蓬。莲蓬没有摘多少,晒出一身的汗。还去了著名的易俗河,只不过今日的易俗河早就不是往昔的样子。 湖南人真的是热爱夜生活。高温酷暑...


    昨日长途奔袭到湖南的湘潭,冒着四十多度的高温到湘潭县附近的村子找荷塘摘莲蓬。莲蓬没有摘多少,晒出一身的汗。还去了著名的易俗河, 只不过今日的易俗河早就不是往昔的样子。

    湖南人真的是热爱夜生活。高温酷暑,夜间也连续安排吃了三顿饭。一顿晚饭,两顿夜宵,野生小河鱼、口味虾、卤虾、烧烤、香肉、口味蛇,全是让人忘却沉重肉身不能自持的美味。

    凌晨返回长沙,半夜无眠。凌晨四点多睡下,又想起有些正经的话要说,用手机记下概要,今早起来写到现在,与诸君分享。

    记者证不能辨记者真假

    当记者16年,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记者证。2002年到2005年,最早在一线采访的这三年,一直没有记者证,但我的名字那三年印在报纸上就是“本报记者褚朝新”。

    没有记者证,没有影响我采访。那么,为什么干了三年多都没有记者证呢?

    首先是政策限制。2002年大学毕业,刚毕业要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必须拿到从业资格证了才能申报记者证。按照政策,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必须工作半年或者一年。这意味着所有刚刚跨出校门的新人,不管你是本科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不可能一进入单位就能拿到记者证,都有个过渡期。

    我是2003年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并拿到从业资格证书的,但到了2005年左右才拿到记者证,拿到记者证不久就从武汉晨报辞职到了新京报。为什么拖这么久,一是与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有关,二是与报社的办事效率有关,还与报社持证人员数量的限制有关。

    到了新京报之后,也大约过了大半年才拿到新的记者证。

    按照政策,我从武汉晨报辞职,记者证必须交还给武汉晨报,由武汉晨报申报注销,然后由新京报重新给我申报记者证。这个中间,自然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左右的时间是没有记者证。2011年,我从新京报辞职入职南方周末,再次根据这样的政策,新京报注销我在新京报申领的记者证,由南方周末重新给我申领新的记者证。每次注销重新申报,都会间隔数月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手里没有证。

    因为没有记者证,也跟地方官员冲突过。

    2012年在安徽的萧县采访,暗访了四五天之后,公开了身份,当地随即派了一个宣传干部“陪我采访”。当时刚入职南方周末七八个月,记者证还没发下来,手里只有介绍信工作证而没有记者证,我如实向当地官员做了解释,他们接受了,然后安排了人“陪我采访”。

    陪同采访进行到第三天,我提出了要采访县委书记,该官员谎称县委书记在省城开会。事实上,在与该宣传官员见面前十几分钟我在一个会场见到过县委书记,当时开大会,我不便上前打扰,于是想通过该官员协调,没想到他张口就撒谎拒绝我见县委书记。

    为此事,我当面指责该官员人品有问题。他被激怒,在县委大楼大声吩咐手下:报警,抓,这是个假记者,他没有记者证。当然,我没有被抓,采访也顺利做完,报道《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刊发在了南方周末头版。

    2013年,再次拿到了记者证。但大约从2014年左右开始,出门采访几乎不用出示记者证了。多数时候,我的采访对象只看我的名片就基本不再质疑我的身份了。我的姓很少见,名字完全没有重名的,随便网上一搜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假记者。

    讲这些个人的经历,是为了向大家介绍记者证申报的一些流程与程序,有些时候确实是因为政策问题导致一些记者没有记者证,不能把一个来访者有没有手持记者证当作判断来人是否真记者的唯一标准。

    此外,大量的现实案例显示,很多搞敲诈勒索的人都拿着正经的记者证,很多一辈子没写过一个真正新闻的人,也都拿着正经的记者证。茅台的前董事长袁仁国,2009年的时候已经是茅台的老总,但居然拿着正经的记者证,大家觉得他这种拿着记者证的人是真记者吗?某省省委组织部的科员也拿着记者证,她是真记者吗?

    《财新》2017年报道,甘肃日报武威记者站站长马顺龙被抓。此人,在当地号称“地下组织部长”,敛财近亿元。这样的人,是省级党报的中层干部,自然也是有记者证的,他算真记者?

    2019年7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部记者站站长苗迎春涉黑案宣判,苗因多项罪被判无期徒刑。大家说说,苗迎春有没有记者证。他当然有,但是他是真记者吗?

    所以,不能以是否有记者证来判断一个媒体人是不是真记者。

    没有记者证不会阻碍记者采访

    如果官方以一个来访的媒体记者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就能避免引发所谓的舆情吗?

    我个人的亲身经验表明,在武汉晨报、新京报、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微杂志工作期间,都有无证采访的情况,但都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

    很多官员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对于一个重大的事件来说,官方在乎有没有记者证,当地的其它群体多数时候是不在乎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信息渠道并不会因为采访者没有记者证而完全封锁住。一个有专业技能、有一定人脉资源、有足够耐心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照样能完成一个调查报道。

    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因为来访者没有记者证将记者拒之门外,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记者无法从官方获得官方应该披露的信息,而只能大量获得对立的信息,这不能怪记者,这也不是记者的能力问题,也不是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官方单方关闭了沟通的渠道,主动放弃了自己发声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监督报道,地方拒绝接受采访,主动放弃发声,那媒体最终刊发出来的报道极可能会对地方非常不利。

    2007年刚入职新京报时,既没有记者证,也没有工作证,身上只揣着一个身份证,拿着报社开的一张介绍信就出门去采访了。第一趟采访,是去湖北的秭归采访该县整顿干部作风。虽然没有记者证,但采访顺利完成。

    2014年12月,有证的我到湖北广水调查该法院超编的问题,广水法院也没有接受我采访,广水市委组织部、广水市委政法委都没有接受我采访,但并没有影响我的调查。报道出来,当地官方不得不主动向我通报当地对此事的调查处置进展。

    所以,以一个来访者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也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并不能阻碍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记者继续他的工作,但因为官方主动放弃了发声、单方面关闭了沟通的渠道,报道刊发出来后地方政府会比主动发声、积极沟通被动数倍。

    舆论监督无善恶之分

    山东的《青岛日报》7月29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细数了该报自2月份来158天刊登的100篇舆论监督报道。

    作为执政党的党报,能如此大力气做针对政府机关的舆论监督,实属难得。当然,奉命问政,自有问题,这不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主题,也就不展开了。

    文章里说,有人将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形容为啄木鸟与树的关系:“树”(政府部门)只有接受“啄木鸟”(新闻媒体)善意的“敲打”,才能“虫去病除”“枝繁叶茂”。

    “善意敲打”这样的调子,估计大家并不陌生。身边经常有人说,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与监督。似乎,批评与监督还有恶意的,而只要批评与监督被认为是恶意的,就可以置事实于不顾而拒绝接受批评和监督。

    说这种话的人,大抵有两类,一类是嘴巴上所谓的欢迎善意批评与监督的官员,心里其实是不欢迎批评和监督。但是为了掩饰手里有权的蛮横,不得不用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迷惑大家。这类人,是因为私心说这样的话,担心自己的帽子与位置被尖锐的批评弄丢了,所以要给监督与批评分别带上善意和恶意的帽子。

    第二类,大概就是帮闲的文人,总担心批评监督太尖锐,伤害了他们帮闲的官员,总希望批评者温柔一些、下手轻一些。这类人,也是有私心,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去掩盖自己的私心,能写出好些文章来论证舆论监督的所谓善意与恶意。

    去年,就有一个教授撰文谈舆论监督。教授的文章结尾说,“媒体做舆论监督要做“啄木鸟”,不是要把树木放倒,而是要把树上的虫子啄出来,让树木健康、葱茏地生长。”

    看了这句话我就笑,活了几十年,还从没有听说啄木鸟能把树放倒的。如果一只啄木鸟停到一棵树上啄了几口能把树啄倒,那绝对不是啄木鸟的问题,肯定是树已经烂透了。这样烂透的树,一是该倒,而是即便啄木鸟不去啄,来一阵风也会吹到。

    教授的文章里还有一句胡话是这么说的,“那种只求快意恩仇的杀伤性舆论监督,也是要慎用的。”

    媒体的舆论监督如果对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造成了杀伤性的效果,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媒体胡编乱造栽赃陷害。对这样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干了16年的媒体人,一向是力主严惩的。好官不易,好官难得,舆论若随随便便栽赃陷害当然该严惩。这几年,被抓的传统媒体人、自媒体人已不少了,这一点真的不需要教授们来操心。但是,这不叫恶意的监督,这叫假监督,没有事实基础的一切监督都是假监督。 

    第二个可能,是监督属实。如果监督属实,又具有杀伤性的效果,那只能说明问题非常严重。媒体如果不真实客观地呈现,故意弱化隐瞒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假新闻,是违背职业伦理的。所以,如果一个舆论监督实现了杀伤性的效果而没有失实,那该鼓励,不存在该不该慎用的问题。

    在我看来,舆论监督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准不准之别。

    对于批评与监督,不论何种心意,批评的事实、证据如果错了,或者是为了达成某种善意的目的胡编乱造一通,都是不能被允许的,当事媒体和写作者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事实没有错,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不管批评者的态度、言词是不是激烈,都应该被重视,错了要改、要纠正,不能因为批评者看起来好像来者不善就置若罔闻,继续错下去。

    以动机论来抹黑监督与批评,是对抗监督、钳制舆论的一种伎俩。批评者最大的动机就是指出错误并希望被批评者纠正,与这个目的相关的一切动机都是合理的。如果批评者以批评进行交换或者敲诈勒索,那是犯罪,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是舆论监督的问题了。我还是那句话,这种人该抓该判。

    眼下,有很多地方和地方官员肆意使用这样的伎俩,只要批评者的姿态过于果敢坚决,就要怀疑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也要给人家杜撰出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试图以抹黑批评者来消解受到的批评。

    还有一种对批评者的构陷,来自于被批评者长期深陷泥潭的本能反应。曾经有个县委书记对我说,这些年的反腐证明,很多县委书记都在收钱,如果突然有个县委书记不收钱,他们死也不信。他们总觉得,天下的县委书记都应该是跟他们一样的,只不过是“不信任的不收、有风险的不收”罢了。长期只为了自己利益发声的人,也总觉得其他人应该都跟自己一样,哪有什么纯粹的打抱不平、哪有什么人会为了别人的权益义务站出来帮腔说话的。

    当下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不是监督太过,也不是监督太狠,而是监督不够、力度太弱。还没吃饱,就担心吃撑,还郑重其事地警告大家别涨死,我觉得这属于教授们饿晕了的胡话。

       褚朝新

           2019年8月5日

    作者:褚朝新 来源:百姓中国周刊
    相关文章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编辑指导   德孝基金   人员查询   撰稿查询   品榜人员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院 邮编:100733 电话:010-65365235
    京ICP备14049483号-4 京ICP备(英)16014648号-1 京ICP备(中)16014648号-2
    网络文化增值信息服务许可编号:文信京[2009]091282号 投稿邮箱:bxzkchina@163.com
    版权所有 百姓中国周刊 法律顾问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主任
    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百姓中国周刊》观点,刊用本网站稿件须经本网书面授权.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站镜像,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