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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巨变:从“打信”到“微信”

    时间:2018/11/1 23:16:43

      核心提示: 江西省贵溪市教育局/周建华 1990年孟夏,女儿出生时,我是通过“打信”(捎口信)的方式,给居住在贵溪市文坊古镇的岳父岳母“报生”(报告生孩子的喜讯)。时光飞逝,去年金秋时节,我因公出差,午夜抵达北...

    江西贵溪市教育局/周建华

    1990年孟夏,女儿出生时,我是通过“打信”(捎口信)的方式,给居住在贵溪市文坊古镇的岳父岳母“报生”(报告生孩子的喜讯)。时光飞逝,去年金秋时节,我因公出差,午夜抵达北京火车站,“打的”未果,便“微信”求助远在巴蜀工作的女儿,请她帮我联系“滴滴打车”。这些年,我家庭联系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社会发展的缩影。

    值此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一、“打信”报生

    1990年5月9日清晨,我女儿在贵溪县人民医院出生,体重五斤八两。我尚未看清女儿长得像谁,母亲就催促我赶快去汽车站“打信”,给岳父岳母“报生”。

    我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牌自行车,飞驰在空旷的大街上,欣喜激动,顿时感到初为人父的责任。到了汽车站,我看见有一辆途经文坊古镇的客车,就笑盈盈地上车问道:有到文坊去的人吗?麻烦帮我“打个信”。一位陌生的中年男子热情地回答:我去文坊,有什么事啊?我告诉他:我女儿出生了,请你帮我“打个信”到金龙饭店。当时,我表舅在文坊汽车站隔壁开饭店,请他打信给我表舅,再由我表舅到我岳父岳母家里“报生”。

    岳母接到“打信”,当天中午就从文坊赶到贵溪人民医院,还抓了两只土鸡来“贺生”。岳母说:我接到“龙崽舅舅”的“打信”,就马上到汽车站等车出来看望你们,你生了一个女儿、五斤八两,文坊街上的人全部都晓得了。

    二、家庭电话

    1995年初春,贵溪县邮电局在原贵溪四中举办安装固定电话的促销活动,团体安装10部电话,每部就可优惠600元,但是优惠之后的初装费仍需3000元,这足足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我还是咬咬牙安装了,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好愿望。

    有了电话,生活确实方便了许多。那时我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我的姐姐时常会打电话,问候一下父母的身体情况;小舅子也会经常打电话,询问一下我女儿的情况。每次电话铃响,都必须由我五岁的女儿先接电话。有一次,同事打电话委托我代课,女儿正在吃饭,我就先接了电话,她就急得当场在地上打滚,最后是那边电话重来,我再答应给她讲《金刚葫芦娃》等10个小故事作为补偿,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1997年,我因工作关系调离了原贵溪四中,并于不久后搬离。但我的父母仍然居住在那里,从此,清晨五点多钟,我的父母时常打电话来。每次电话铃响,我担心影响女儿休息,都是“光着脚”跑到客厅接电话,父母说给我“煎了咸肉”、做了“霉豆腐”等,叫我有空就回家拿。周末,我常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家看望他们,年迈的父母都是守候在家门口,我刚走到二楼的时候,家里的大门就打开了。原来父母每逢周末就不出去打麻将了,他们总是站在家里三楼的阳台上,瞭望着我们回家的路。

    2010年暮春,老母亲去世,父亲跟随我共同生活,他也时常会到我的三个姐姐家里做客,那时清晨,家里的电话偶尔会响,我知道一定是父亲打来的。2011年深秋,老父亲无疾而终,此后的早晨,我家的电话就再也没有响过。

    三、中文“Bp”机

    1997年冬天,因工作需要,单位给我配备了一个中文“Bp”机。那时,男人腰间挂一个“Bp”机,是一件令人非常羡慕的事情。人们接到了寻呼,就立即到附近找固定电话打回去,大街上时常会出现四五个人排队回电话的情景。异地恋的年青人,总会主动挂断电话,让其他人先打,择机再叙思念之情。

    一天早晨,我接到女儿的中文寻呼:爸爸,把我的红领巾送到学校来。当时,我女儿在贵溪二小读二年级,学校规定,少先队员必须佩戴红领巾,否则就不能进校门。我接到女儿的寻呼,立即打“摩的”赶到学校,学校正在举行升旗仪式,我看见女儿站在校门外,面对着国旗行少先队员礼,我走到她的面前,她根本就没有理会我。

    四、手机、磁卡电话、小灵通

    1998年,贵溪市清理公款配备“Bp”机和手机等通讯工具。是年秋天,我在贵溪市移动公司沿河路营业大厅,购买了一部摩托罗拉翻盖“手机”。

    上世纪末,贵溪市邮电部门分设为邮政、电信、移动等三个部门,不久,“联通公司”应运而生,通讯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电信部门为了拓展业务,在贵溪城区主要街道,安装了许多“磁卡电话”亭,是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极大地方便了普通百姓打电话。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人手一张50元的精美电话“磁卡”。

    2001年,贵溪市电信局推出了固定电话捆绑“小灵通”业务,“小灵通”价格亲民、实行单向收费(那时手机是双向收费),其话费捆绑计入固定电话。“小灵通”的问世,对于普及移动通讯、降低移动资费,功不可没。从此,“手机”不再是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年隆冬,我妻子入手了一部宝蓝色的“小灵通”。那时,帅哥们流行把手机挂在裤带上;美女们喜欢把“小灵通”戴在脖子上。

    2002年冬天,女儿在贵溪二中读初二,一天晚上下着鹅毛大雪。女儿和几个同学下晚自习回家,途经东门街道办事处,看见一个老人躺在雪地里。同学们围观了一会,我女儿担心老人会冻死在路边,于是就用“磁卡电话”拨打“110”报警,同时给家里也打了一个电话。过了几分钟,警察叔叔就来了,警察叔叔说:我们会把老人家送到医院的,同学们早点回家吧。直到警察叔叔把老人抬上警车、送往医院,同学们才各自回家,这是一个“温暖的冬夜”。

    2004年秋季,我女儿在贵溪一中读高一年级,我给她买了一部“波导”手机,那时的国产手机质量还是跟不上。2008年秋季,我女儿考入南昌大学,我为她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从此,我们经常在“QQ”上聊天、还网上视频。

    2010年,网上流行“开心农场”的游戏,全民“偷菜”,乐此不疲。我妻子也深陷其中,半夜三更如厕的时候,她也要去打理一下“开心农场”。我女儿还发动她的大学同学,帮她妈妈“种菜”,使她妈妈的“开心农场”业绩颇丰,为此,她妈妈很是感动。

    五、智能手机、滴滴打车、微信支付

    2012年,我女儿考入四川省国税部门工作,我给她买了一部“苹果”智能手机作为奖励。2013年初冬,我才开始使用智能手机,起初很不习惯,听到铃声,我就手忙脚乱,时常接不到电话。2014年仲春,我在井冈山培训期间,同行的年轻人帮我安装了“微信”,从此,我和女儿经常“微信聊天”。对于在“微信”上抢“红包”,我是无师自通,却不会发“红包”,所以在群里抢了几个“红包”之后,我就不再出手,免得招来“非议”。直到2015年盛夏,在三清山参加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的时候,我才学会了发“微信红包”。

    去年金秋时节,我到北京出差,火车抵达北京西站已是午夜时分。我站在车站路口“打的”,许多空车擦肩而过,就是不停,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打车”未果,我百思不得其解。旁边等车的年青人提醒我,要用“滴滴打车”才行。于是我就“微信”求助远在巴蜀工作的女儿,请她帮我联系“滴滴打车”。还是那位年青人帮我发了“微信定位”,不到10分钟时间,“滴滴打车”就来了。车子把我送到了宾馆,“滴滴司机”还不肯收我的车费,他说我女儿会在微信上支付车费。

    今年春节前夕,女儿给我网购了一部国产“华为手机”,质量很好,她还教会了我使用“滴滴打车”和“微信支付”。此前,我的“微信钱包”只是用来发“红包”;现在,买早点的时候,我也经常使用“微信支付”,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2015年,我的大家庭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群名为“相亲相爱一大家”。群主是我家年逾古稀“老泰山”,群主每天在群里巡逻,发现喜事他就赋诗鼓励。群里最小的成员“小南兮”,还不到两周岁,是我小舅子的二胎女儿,她是群里的“网红”。我两个舅子的儿子都在读大学,小姨子的女儿今年参加高考,他们在群里基本上是“潜水员”,只有发“红包”的时候,才会“出手”。前不久,我的老姐也学会了玩“微信”,但她们只会在朋友圈点赞,却不知道如何转发和评论,只要是我发的朋友圈,她们就点赞,即使我在朋友圈中发路上堵车的消息,她们也点赞,表明娘家人支持我的坚定立场。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几千年来,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古代的“烽火狼烟”、“驿站传书”;到现在的“电报电话”、“手机微信”,使神话中的“顺风耳”、“千里眼”变成了现实。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弹指一挥间,迎来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人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当我骑着漂亮的“共享单车”,行驶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当年女儿出生时“打信”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当我坐在飞驰的高铁上,与远在巴蜀工作的女儿,“微信”视频的时候,千里之遥,仿佛近在咫尺。

    这些年,我家庭联系方式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成果,惠及着13亿中国人民。(责编/朱文俊)

    作者:周建华 来源: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百姓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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